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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之--票据诈骗罪

来源:邯郸律师在线作者:邯郸律师时间:2013-10-19



(该辩护词仅仅为提供学术探讨,同时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全部隐去了姓名和地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亲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同意,指派我作为被告人李某涉嫌票据诈骗一案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并查阅了本案的相关案卷材料。结合今天的庭审活动,依据我国刑事法律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辩护人认为,指控被告人李某犯票据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对其宣告无罪。
   就事实而言,指控被告人参与犯罪的过程与事实不符,完全背离了生活常识,不符合逻辑,且主观因素较大。
   1、被告人王某自2011年9月10被刑事拘留,作为票据诈骗的组织、实施者,其供述带有很大的主观意志,且自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对于该190万元的涉案票据,被告人李某并不知道系变造的假票。王某在2011年9月14日初次供述购买190万银行承兑汇票的经过时,说到:“2011年8月份,李某给我打电话讲他手里有一份19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说这份票是银行的正规票”(侦查卷宗二第108页)。并且庭审中,王某也当庭予以肯定。
   (2)该票由杨某提供,被告人王某组织抵押、贴现,并将贴现的钱借给杨某,被告李某仅仅是介绍他们认识,不是王某票据诈骗的参与人。对此,除了被告王某的供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李某、王某和杨某协商“抵押的钱我们三人共同使用”。
   (3)被告王某对当时的情节叙述前后矛盾,显然在编造谎言。其2012年7月12日供述:“我到广州李某家,李某将票交给我,并讲这份票是伪造的银行承兑汇票,后来又来了一个人,李某向我介绍这个人叫杨某(侦查卷宗补充二卷第91页)。”但是到2012年10月12日说到:“2011年8月份,我在广州李某家,和杨某、李某谈好后,杨某就走了,李某把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交给我,并对我说这张票也是改过码的克隆票(侦查卷宗补充二卷第108页)。”
   (4)对于该190万银行承兑汇票所骗资金的流向,被告王某也是不能自圆其说。2011年9月10日其供述:“我让宋某在2011年8月16日一天把现金全部取出来,还让宋某给李某转了一笔款(侦查卷宗二第96页)。”之后,2012年10月12日说到:“贴完票后停了有两、三天,我从某县两个农行取了100万元钱(一个农行取了60多万,还有一个农行分两次取了30多万),我带了60万去广州在李某家把60万元给了杨某,当时杨某没有带身份证,我走了,后来我让刘某去广州找杨某拿了借条(侦查卷宗补充二卷第108页)。”
   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宋某尾号为9513的农业银行账户上显示,2011年8月15日收入90万、100万,余额为1900066.33元。之后,于2011年8月16日大额支出三笔:转给李某55万,转入其尾号为7512的农业银行账户上50万、68.4万,当时余额显示为216.33元。(侦查证据卷30-31页,115-122页)
   宋某尾号为7512的农业银行账户显示,该账户2011年8月16日现开,从尾号为9513的农业银行账户转存过来50万、68.4万,然后便在多家农业银行多次小额支取,截止到17日余额为3.01元。
   庭审中,王某认可其赃款全部存在宋某的两个账户中。根据证人证实,该票于2011年8月15日卖给马某,王某所述贴完票后停了有两、三天也就是18日,那时宋某的两个银行账户内已经没有钱了,不知王某是从哪个银行账户上提取的100万元钱。
   (5)侦查卷宗补充二卷第108页:“我给李某打电话,说这张票贴了190万,让他给杨某说我就贴了120万。”王某是通过李某认识的杨某,而且和李某也认识不久,怎么会和李某联手来欺骗杨某?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王某跟李某说的也是抵押借了120万,其借给杨某60万,自己用60万。这与当庭查明的情况,也相吻合。
   从以上五点足可以看出,被告王某的事实供述完全是背离逻辑的,是虚构的。真实的情况,是其与杨某双方共同实施诈骗,平分诈骗来的财产。
   2、被告人王某转给李某的是60万元,而不是55万元。王某故意说成55万元,是有意规避事实。
   根据被告人李某2011年9月19日第一次讯问笔录,王某于2011年8月15日向其农行卡转款5万元,于16日让宋某向其农行卡转款55万元,合计是60万元。同时,根据李某女儿提供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查询显示:2011年8月15日,通过邯郸分行某某支行自动柜员机转账收入5万元,2011年8月16日,通过邯郸分行某某支行银行柜面转账收入55万元。两个证据相互印证,王某实际转账给李某的是60万元。庭审中王某在证据面前,不得不认可。
   3、李某在收到王某转给的60万元后,转交给了杨某。王某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说转给李某55万元,给了杨某60万元现金,是有意开脱自己的责任。
   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侦查证据卷309页),李某于2011年8月16日通过银行卡转账存款给杨某43万元,而且该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的背面还记载有“代转”字样。同时,根据李某女儿提供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查询显示:8月16日10时22分李某收到55万元,10时26分转账支出50万元,时间相差仅4分钟。两个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当时李某在收到王某的转款后,及时转给了杨某。
   对于43万元之外的17万元,李某是以现金的形式给付杨某。2011年8月15日,当时王某电话告诉李某已经抵押借到钱,抵押了130万,付了10万的利息,并先打过来5万元钱。此时杨某去南京,需要钱,李某考虑到没有问题,就将自己家里的17万元现金先给了杨某。
   4、王某说亲自送去现金,后让刘某去拿借条,有违逻辑,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王某既然亲自带着60万的现金到广州给了杨某,为什么不当面写借条?其讯问笔录上说:“当时杨某没有带身份证。”首先,杨某是坐飞机,住旅馆,怎么会不带身份证。其次,既然不相信杨某,为什么又敢把60万的现金给他。这说的通吗?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王某将款通过李某转给杨某,是因为和杨某不熟悉,这样更保险。在转款后,再让刘某去拿借条。这也恰恰印证了他为什么让杨某打借条,而不让李某打借条。王某针对该问题的回答是(侦查卷宗补充二卷第109页):“我给李某的每一次钱,李某都没有给我打过条。”这不是答非所问吗。
   5、被告人王某携带60万元现金乘飞机去广州,不符合实际。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随身携带物品的重量,每位旅客以5公斤为限。”1张100元新版人民币约重1.15克,一万元就是115克,60万元就是6900克。如果是旧的人民币加上箱子,重量更大,体积也很大。因此,王某说携带60万元现金乘飞机去广州,不仅不符合规定,从安全、方便角度来考虑,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王某在广州有银行账户,每次都是在广州取款,为什么这次就不用了呢?
   就证据而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票据诈骗罪,证据不足。
   1、言词证据本身就具有主观随意性强,稳定性差的特点。被告人王某的供诉,无法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又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合理排除其供述的虚假性。首先,被告人王某是本案的主犯,本案的定性及犯罪数额的认定,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次,王某的供诉自相矛盾,无法印证事实的真相。因此,其供述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
   2、对于公诉人提供的相关书证,避重就轻,遗漏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不能全面反映并证明事实的真相。
   (1)王某供述从某县两个农行取了100万元钱(一个农行取了60多万,还有一个农行分两次取了30多万),该银行取款记录及凭条如此重要,为什么没有调取?
   (2)王某乘坐飞机及住宿的记录,可以印证是否如其所述亲自去广州送这60万元钱。如此关键的证据,也没有调取。
   (3)案件移送起诉后,为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被告人李某的辩护律师,及时向法院递交了《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提请法院依法查询、调取被告人李某在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某支行帐号为某某银行卡的存取款、转账历史记录;请求依法查询、调取王某、刘某、杨某等人于2011年8、9月份在广州市某宾馆的住宿登记情况。可是,至今没有调取。
   (4)宋某尾号为9513、尾号为7512的农业银行账户,缺少账户历史明细。
   3、根据庭审查明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李某并没有参与实施票据诈骗,也没有得到所谓的60万元赃款。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因此,收集调取证据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本案中,公诉人不但不能全面提供涉案证据,而且已经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参与实施票据诈骗的行为。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票据诈骗罪,证据不足。
   三、辩护人认为,根据《刑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应宣判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仅有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不但多处自相矛盾,且与书面证据不一致,公诉机关亦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相反,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确凿充分,而且还有众多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能够被进一步调查落实。因此,恳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采纳。
                      
                      辩护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
                            许兵晨律师
                            2013年6月13日
本案摘要:该案的审理,突显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调查取证的困难性。仅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增加法官可以在庭外核实证据的规定,但遗憾的是,在实际审理中并不到位。而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也没有具体的落实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实际操作中显得很苍白无奈。可喜的是,在各位律师同仁的努力和博弈下,新《刑事诉讼法》毕竟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提高了我们依法执业、依法辩护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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